“李逵”还是“李鬼”？揭秘山寨App的诈骗套路→

儘管郭松齡兵變以後張作霖和蘇聯撕破臉皮，進行了一些鐵腕鎮壓，但是他終歸不能持續違背國際法，所以國共兩黨的匪諜機構（而這實際上是一回事，因為這些匪諜機構都是由李大釗和吳廷康領導的，實際上都是共產黨的分支）仍然憑著蘇聯外交機構的保護，在他的境內潛伏下來，並發展了很多成員，包括閻寶航和張學良周圍的很多人。

作者提供 在英國書報攤看到的《Positive News》 《積極新聞》提供正向好消息 2015年一群有心的資深新聞人聯合倡議《積極新聞》，一方面重視新聞故事走向用積極正向的觀點呈現世界的轉變，同時也發展實體版和網路經營模式。如反思成就、降低期望、專注於可控制的東西、重新塑造學習方式、承認悲傷、設定情緒停損點界線。

疫情使人保持距離，卻因此社會強化凝聚力，人比平常忙碌的時候更關心彼此。英國是報業老牌國家，質報、量報均有悠久歷史。病毒流行期間陸續出版涵蓋環保、自然、生活、科學、經濟等多領域很有國際觀和普世價值色彩的故事。平面設計師投入疫情宣導品和疫情下超市空間設計，改善生活氛圍，讓人們不是只有因為政府威嚇加碼，而是從訊息、視覺與文案有好的感覺願意遵守防疫。截圖自《積極新聞》網站 《積極新聞》的宗旨 疫情大流行下的積極互助 COVID-19流行後，這份雜誌更得以發揮。

博物館協助人收集想法，看看如何將客廳改裝成更適合的空間，支持在家學習和健身。聖誕節期間，如何過個有道德的聖誕節，不增加包裝垃圾、用木製非塑膠玩具、最大包裝回收率、最少運送成本等。因為陳納德將軍立場反共，此一信條也影響了廣大追隨他的飛虎老兵們。

根據筆者在美國空軍服役的好友Dan Jackson研究，二戰期間總共有1750名盟軍飛行員在中國戰場執行任務時被回報失蹤，其中有549人事後被證明死亡，還有385人直到今天都還處於失蹤狀態。從狹義的定義上來看，只有存在於1941年到1942年的中華民國空軍美籍志願大隊，即由國民政府花錢聘僱而來的300餘名空地勤人員是「飛虎隊」。對於近年來與美國關係有突破性提升的中華民國空軍而言，確實是少了一個與美國空軍共同緬懷歷史的機會。除了氣候暖化、防止武器擴散、對抗恐怖主義以及維持區域和平穩定之外，雙方還試圖尋找能緩和彼此關係的共同價值觀。

實施民主制度的美國與推行極權主義的中共，不可能在現實上找到共同的價值觀，所以只能回到歷史中去找尋。只是在較勁的同時，雙方關係也不像川普時代那般完全的劍拔弩張，而且還開始尋求建設性的對話。

而獲救的735名盟國飛行員當中，又有80名是由中共的8路軍和新4軍所營救，占整體數量的12%。廣義上來看，則是志願隊於1942年7月4日被併入美軍後，擴編而成的美國陸軍第10航空軍駐華航空特遣隊，還有駐華航空特遣隊脫離第10航空軍後擴編的第14航空軍是「飛虎隊」，他們的共同點是都給陳納德將軍指揮。雙方在南海、東海以及台海持續較勁，美國仍不忘在北約會議和G7會議糾結盟國對抗中共。所以二戰時代的美國人，無論是否喜歡蔣中正與國民政府，都對中國人懷抱良好的印象。

競爭中維持合作，再度成為美國推動對華政策的主流。不過在探討中共拯救美國飛行員以前，我們還是要先定義一下什麼是「飛虎老兵」。既然雙方早從40年代開始，就能夠為了打擊日本軍國主義而走到一起，又為什麼不能為了對抗蘇聯而再度開展軍事合作？ 沒有錯，中共是靠著俗稱「迪克西使團」（Dixie Mission）拉開了與美國軍事合作的序幕。為什麼如此呢？除了8路軍在抗戰末期對華北鄉村地區有壓倒性的優勢之外，主要還是因為敵後的國民黨游擊隊立場搖擺，又與汪精衛的南京國民政府有相似的中華民族主義立場，很可能會出於自己與日本人同為黃種人的認知而將盟軍出賣給日軍。

不過研究飛虎隊的歷史那麼久，比較讓筆者關注的地方，是隨著拜登總統上台之後，美國與中共的關係逐漸恢復到川普執政以前的「鬥而不破」階段。中共並不需要有空軍才能與美國合作，因為美軍在空襲淪陷區還有日本本土的過程中，會經過共軍游擊隊的活動區域。

相信看過電影《決戰中途島》（Midway）的讀者，都對杜立德（James H. Doolittle）中校與他68名完成空襲東京任務的飛行小將獲救之後，有25萬中國軍民為此慘遭日軍殺害一事印象深刻。同一時期的歐洲戰場，在納粹控制區落難的盟國飛行員獲救率只有25%，可見中國人真的在二戰中展現了其他國家所沒有的勇氣。

尤其是到了戰爭末期，空襲華北戰場的美軍飛行員更被告知，如果被擊落的話應該優先找尋8路軍求救。12%的比例確實不高，但卻也是80個美國家庭。而飛虎隊的歷史，幾乎打從尼克森1972年訪問北京以來，就成為中共統戰美國的宣傳武器。Photo Credit: 美國國家檔案館 美軍觀察組組長包瑞德（David D. Barrett）上校視察延安的8路軍，他是美國與中共軍事合作的見證者，卻在中共建政後被扣上了「陰謀刺殺毛澤東」大帽 中共對美軍飛行員的救助 今天站在超越國共史觀的角度來看，中國軍民對美國飛行員的營救應該是二戰期間中美軍事合作當中最具代表性的篇章總而言之，史冊所載的「鐵木真」、「窩闊臺」、「達延」、「噶爾丹」、「僧格林沁」等稱呼，其實只是渠等人物之「名諱」而已。另外，鐵木真的元配孛兒帖屬於「弘吉剌氏」，因該氏族美女甚多，故元代許多后妃均出自「弘吉剌氏」。

蒙古男性之名通常具有：歷史名人或民族英雄、寄託長輩期望和祝福、猛禽走獸、貴重金屬、賢能幹才、防禦裝備等意涵，而女性名字則常帶有日月星辰、花草樹木、珠寶玉石等名稱。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自古以來蒙古民族「有名無姓」之命名習慣，致使傳承三代後之祖父（母）很難直接經由「姓名」來確認孫子（女）之直系血緣關係，更難判斷堂（表）兄弟姐妹之旁系親等關聯，故易造成血緣混亂之倫理危機。

2020年5月29日《蘋果即時》一則標題〈Kolas轉任府發言人名字用羅馬拼音府：少數民族文化〉報導略以，向來堅持用原名的行政院前發言人Kolas Yotaka（谷辣斯・尤達卡）日前轉任總統府發言人。對此，總統府發言人表示，依據《姓名條例》規定，台灣原住民及其他少數民族之姓名登記，依其文化慣俗為之，Kolas Yotaka發言人的姓名標示是正確的等云云。

自13世紀大蒙古帝國建立至20世紀90年代前的社會主義時期，蒙古人已經沒有使用「氏族名」的記錄與習慣，多數家族早已遺忘原屬「氏族」，所以當時蒙古政府審時度勢，明令得以長輩記憶為憑，或以家族所居地名、山名、河名，或以慣用名稱或知名頭銜等方式自創「氏族名」，俾便依新頒規定登錄新式身分證。因此蒙古政府為使國民確認家族關係及實施祖譜記載，1997年便由蒙古總理M. Enkhsaikhan發布第17號〈關於祖譜記載規定〉命令，強制規定所有蒙人必須使用「氏族名」（ovog，註5）及實施家庭祖譜制度，同時停用舊式紙本國民身分護照，以及全面換發塑膠卡材質的新式國民身分證。

有關《元史・太祖本紀》記載的元太祖成吉思汗，其「諱」鐵木真、「姓」奇渥溫氏。但有趣的是，蒙古逾六成家庭均自詡係成吉思汗「黃金家族」後代，因此皆以「博爾濟錦」（Borjigon）為「氏族名」辦理身分登錄。依據《蒙古祕史》及《年代記彙集》記載，鐵木真（註3）之「名」，係其父也速該和宿敵塔塔兒部作戰，正當俘虜該部首領鐵木真兀格與轄里不花等人之際，適逢也速該元配訶額倫妊娠之時，於是便將新生兒（即鐵木真）命以宿敵首領之名，以茲紀念這場戰役勝利，但此種取名方式和思考邏輯恐似與「漢族」思維截然不同。經由上述報導瞭解，台灣《姓名條例》規定，原住民及其他少數民族得以傳統姓名之羅馬拼音並列登記，因此Kolas Yotaka發言人以羅馬拼音的姓名登記方式，完全符合條例依其文化慣俗之規定。

雖然蒙古在上世紀90年代以前的社會主義時期，即已使用蘇聯式「父名」＋「本名」的姓名標示（註4），但此種稱謂模式，亦無法直接從個人的出生證書或身分證明等文件登載的「姓」＋「名」來斷明血緣親疏。事實上，該「姓」非彼「姓」，而所謂的「奇渥溫」（另譯『乞顏（khiad）』）只是「氏族」名稱，例如：成吉思汗鐵木真屬「乞顏氏」（註1）的「博爾濟錦」（borjigon）家族（又稱『黃金家族』），其後依照《成吉思汗大札薩（法典）》規定，非屬「黃金家族」者不得繼為大汗，這個傳統也一直延續到15世紀的林丹汗。

值得一提的是，蒙古人的命名方式，本來沒有使用「姓」的概念，因此在蒙古換發新式MRP護照前之舊版護照，其上所登載的持照人基本資料，有關「姓」與「名」的概念則與新版MRP護照正好相反，即是將父（或母）之「名」充作Given name，而將Surname做為持照人的「本名」登錄。20世紀蒙古在社會主義時代，舉凡政治、經濟、文化與風俗習慣均深受「老大哥」蘇聯的影響，因此稱謂介紹亦學習俄羅斯人，套用「父名」＋「本人名」（註2）之喚名方式稱呼對方，並逐漸發展成現今蒙古人以「父名」充做「姓」來使用的識別概念，甚至簡化以「父名」的第一個字母大字為代表，再冠於自己名字之前成為「姓名」的做法，例如：蒙古前總統Nambariin Enkhbayar簡寫為N. Enkhbayar的姓名標示方式。

總統府發言人臉書PO出一張陳情信，內容是建議總統府發言人Kolas Yotaka用國語名字，不要用羅馬拼音。蒙古人大多依照民族習慣及心理意志來取名，故人名的意涵豐富多彩，頗具特色

雖然蒙古在上世紀90年代以前的社會主義時期，即已使用蘇聯式「父名」＋「本名」的姓名標示（註4），但此種稱謂模式，亦無法直接從個人的出生證書或身分證明等文件登載的「姓」＋「名」來斷明血緣親疏。蒙古男性之名通常具有：歷史名人或民族英雄、寄託長輩期望和祝福、猛禽走獸、貴重金屬、賢能幹才、防禦裝備等意涵，而女性名字則常帶有日月星辰、花草樹木、珠寶玉石等名稱。2020年5月29日《蘋果即時》一則標題〈Kolas轉任府發言人名字用羅馬拼音府：少數民族文化〉報導略以，向來堅持用原名的行政院前發言人Kolas Yotaka（谷辣斯・尤達卡）日前轉任總統府發言人。總而言之，史冊所載的「鐵木真」、「窩闊臺」、「達延」、「噶爾丹」、「僧格林沁」等稱呼，其實只是渠等人物之「名諱」而已。

依據《蒙古祕史》及《年代記彙集》記載，鐵木真（註3）之「名」，係其父也速該和宿敵塔塔兒部作戰，正當俘虜該部首領鐵木真兀格與轄里不花等人之際，適逢也速該元配訶額倫妊娠之時，於是便將新生兒（即鐵木真）命以宿敵首領之名，以茲紀念這場戰役勝利，但此種取名方式和思考邏輯恐似與「漢族」思維截然不同。經由上述報導瞭解，台灣《姓名條例》規定，原住民及其他少數民族得以傳統姓名之羅馬拼音並列登記，因此Kolas Yotaka發言人以羅馬拼音的姓名登記方式，完全符合條例依其文化慣俗之規定。

對此，總統府發言人表示，依據《姓名條例》規定，台灣原住民及其他少數民族之姓名登記，依其文化慣俗為之，Kolas Yotaka發言人的姓名標示是正確的等云云。自13世紀大蒙古帝國建立至20世紀90年代前的社會主義時期，蒙古人已經沒有使用「氏族名」的記錄與習慣，多數家族早已遺忘原屬「氏族」，所以當時蒙古政府審時度勢，明令得以長輩記憶為憑，或以家族所居地名、山名、河名，或以慣用名稱或知名頭銜等方式自創「氏族名」，俾便依新頒規定登錄新式身分證。

值得一提的是，蒙古人的命名方式，本來沒有使用「姓」的概念，因此在蒙古換發新式MRP護照前之舊版護照，其上所登載的持照人基本資料，有關「姓」與「名」的概念則與新版MRP護照正好相反，即是將父（或母）之「名」充作Given name，而將Surname做為持照人的「本名」登錄。因此蒙古政府為使國民確認家族關係及實施祖譜記載，1997年便由蒙古總理M. Enkhsaikhan發布第17號〈關於祖譜記載規定〉命令，強制規定所有蒙人必須使用「氏族名」（ovog，註5）及實施家庭祖譜制度，同時停用舊式紙本國民身分護照，以及全面換發塑膠卡材質的新式國民身分證。